1960年春，大庆草原还覆着薄雪，帐篷里的油灯摇曳。康世恩指着新画的地层剖面断言油就在眼前，随即带领队伍奔向井场，揭开了中国首个日产超万吨油田的序幕。那个短缺燃料的年代，油田的发现为国家带来物质和信心，也让这位从学生成长为钻井一线指挥者的地质人名声大振。

康世恩出身书香，自1936年考入清华地质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八路军，野外测绘锻炼了他的体能和判断力。建国后，随着苏联专家撤离，他扛起勘探重任，深入黑龙江严寒腹地，和同事们夜以继日摸索出许多后来成为教科书内容的勘探和试井方法，为我国陆上石油工业打下基础。

随着陆上井场增多，目光转向海洋。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海洋石油起步薄弱。1978年从挪威购回的一艘退役半潜式钻井船被改为“渤海二号”，但船龄老旧、说明书为外文、培训跟不上，面对紧迫任务，决策者多以“先干再学”的冲劲上阵。1979年11月25日凌晨，渤海湾突遇10级大风，巨浪拍击甲板，船体失稳倾覆，72人遇难，仅两人被渔民救起，约3700万元设备沉入海底。这次事故暴露出管理上严重缺陷：在恶劣天气下仍强行作业、外文操作手册没有消化、应急预案形同虚设等问题一一浮现。

1980年8月，国务院对事件问责，康世恩被记大过一次。他当场承担责任表示愿意接受处分，这一姿态对同行们是一次警醒：面对新的海洋工程环境，过去的作风已不适用。随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合作增加，海上油气再次成为重点。康世恩重返岗位，兼任国务委员并任石油部部长，推动引进英国、挪威、美国等国家的安全管理经验和技术，把这些规则翻译成教学内容，编入新成立海上石油公司的制度和章程里。

“以陆促海、以海带陆”的理念逐步落实：国内工人和外籍技术人员并肩作业，汕头外海出现首批深水平台，塘沽培训中心灯火通明，新入职的毕业生一手拿中文手册一手接触离岸安全规范。到90年代初，渤中34—2、绥中36—1等海上油田相继投产，产量稳步上升，曾经沉痛的海域被导管架和平台重新标注。

康世恩家风低调。他的养女林宗岐毕业于外交学院，在外交部礼宾司从事涉外接待工作。有同事笑称：“父亲在海上点燃油井，你在礼堂点亮灯光。”她则淡然回应，都是为国家基础建设尽责，只是岗位不同。1995年4月21日，80岁的康世恩在医院平静离世。彼时全国原油年产已过亿吨，海上油田贡献显著增加。渤海海难后的教训促使一系列安全措施落地，生产管理逐步规范化——从曾经的蛮干走向制度化、从试错走向谨慎。远海的钢铁平台矗立着，见证着这一段从勇猛到制度化的转变。